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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的理性化:西方城市特质的历史考察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029专版国际化系列论文:《城市文明与城市国际化》

      本文作者:深圳大学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张以明 

城市是文明的综合体,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则是最先进文明的综合体。因此,国际化大都市应该包含人类最先进文明的不同侧面。其中,政治的理性化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质,而且对这一特质的形成来说,城市所起的作用虽不是唯一的,但肯定是决定性的。为此,简单回顾西方城市的历史发展,考察西方城市的何种特质对理性的政治文明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国际化大都市的政治侧面及其构成。

西方城市的最早形态是古代的城邦。关于古代城邦的状况,法国历史学家库朗热在其经典名著《古代城邦》一书中有详细论述。根据他的研究,无论在希腊还是罗马,城邦首先是一个宗教共同体,但城邦不是由个体结合而成的,而是由团体结合而成的。在城邦形成之前,就已经有了许多拥有自己的神灵、祭坛、司法系统和所有权的部族。这些部族都是宗教盟誓共同体,部族成员要定期举行祭祀等宗教仪式,只有获准参加宗教仪式活动的人才可以成为部族的成员。部族是一个封闭的政教合一的微型王国,部族首领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同时还掌管司法,所以这些都有共同的渊源即部族的神灵,部族的成员和部族的土地也是和部族神灵连在一起的。因此,不归属于任何部族的人,就没有自己的神灵,相应的也就没有自己的法律、土地、合法的婚姻以及财产的继承。除非他们成为某个部族的被保护人,否则,就处于孤苦无依的境地,没有任何政治和司法系统可以为他们的安全提供保障。

这些各自有自己神祉的部族彼此是绝对排斥的,每个人只能归属于一个神。所以,对古代社会来说,社会结构和范围的扩展只有在宗教同时进步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不同的部族要合并成一个城邦,首先要做的是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只有一个共同崇拜的神祉,才能将人们凝聚在一起。这并不影响各部族原有的宗教,在部族内部,原有的宗教信仰、祭拜仪式、司法系统继续施行。城邦的创立只不过是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有新的神灵被崇拜,从而保障部族的联合为永久的神圣结盟;有新的法律和政府,以调节各部族之间的关系。因此,城邦是部族的联盟而不是个人的联盟,而且也像部族一样是排他性的联盟,宗教是城邦的组织原则。

城邦既是一个宗教共同体,也是一个身份共同体,只有部族的成员即有宗教身份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城邦的成员,部族的被保护人和各部族之外的人没有资格成为城邦的成员即城邦的公民。只有公民才可以参加公民大会、成为官员、作为战士参加战争等。就此而言,城邦既是一个宗教共同体,也是一个政治军事共同体。作为政治军事共同体,城邦可以通过军事扩张和征服获得领土和财富,而城邦宗教的排他性使得这种扩张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往往及其残酷和野蛮,罗马城邦就是通过无情摧毁其他城邦的方式逐渐扩张的,并在扩张中改变了自身的性质,最终导致了城邦制度的消亡。

在中世纪,西方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城市,即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的城市。中世纪城市的特色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对于相互竞争的诸侯王公来说,货币收入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鼓励货币经济的发展。具体的方法就是划出一块领地使其摆脱封建义务,获得从事工商业经营的特权和自由以及为实现这种自由所需要的政治自主。

城市的自主权利和经济自由是由城市宪章所规定的。在相关的法律和章程中,规定了城市行政长官、法官和陪审员的推选;确立了市场交往和贸易的规则,甚至对工商业经营的规模、范围和技术标准都有详细的规定。自主的城市及其货币经济体现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理性化的政治文明。

首先,从精神层面来说,基督教信仰已经取代了排他性的部族宗教,因此,城市不再是部族的联盟,而是自由个人的联盟;结盟的根据也不是共同的神祉,而是理性的宪章。所以,中世纪的城市虽然像古代的城邦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团体,但它不是神圣的法人团体,不再受神秘预兆的支配,而只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世俗的法人团体,或者说一个区域性的城市市区。同时,它也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团体,外人的加入已经没有了绝对的障碍。

其次,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理性的经济取向的行为成为了主导性的行为。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共同体,古代的城邦对于财富的追求要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因此,城邦的政治考量优先于经济的考量。对中世纪创立城市的王公们来说,由于货币经济的存在,货币化的税收使他们不需要将政治行动作为追逐经济利益的手段,这样城市就从各种政治军事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专事经济取向的赢利行为,并实现了经济自治。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以及理性的经济和财政,为理性的政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从政治层面来说,理性的、独立的司法替代了专断的政治意志和神明裁判。城市的政治自主已经由相关的文件和章程作了规定和保障,但对中世纪城市的政治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理性的、独立的司法,因为只有遵循理性的程序规则和举证规则的司法,才能为理性的经济行为提供可以预期的保障。否则,政治专断和神秘裁判将无限放大经济生活中的风险。

现代的城市基本上是由中世纪城市发展而来的,中世纪城市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价值预示着现代性的发展方向,因此,对我们理解当代国际化大都市的政治样态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些政治价值就是超越身份限制的自由和开放;城市社区的自治和自我管理;政治和直接经济活动的分离以及独立的司法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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